以上为西晋时期特诏察举之例。这种察举，第一是为军事需要而举，如“勇猛秀异”“将帅”之科；第二是为政事需要而举，如“贤良方正""任边郡者”“守令之才”之科；第三是为擢拔寒门俊才而举，如“淹滞”“寒素”之举。特举与岁举本是互相配合的，岁举以取常规人才，特举以取特种人才，以补常科之不足。
晋初之屡诏特举，并非例行公事。《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武帝兴特举，其意正在“以尽殊才”,满足王朝对各种特殊人才之需要。
贤良对策制度，兴于汉代。曹魏明帝之时，于太和四年十二月和青龙元年三月两次诏举贤良，但均未见对策之事。晋武帝则恢复了贤良对策之法。《晋书·阮种传》:“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懂。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据《晋书》之《阮种传》《邵选传》《挚虞传》等，对策时武帝所问有“王道之本”“戎蛮猾夏”“文质因革”“咎征见作”“刑政不宣”"经化之务""移风易俗"等重大问题。据《邵选传》,武帝策问时有言：“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入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说言乎?”这颇能反映晋武帝忧患图治之情，以及对贤良对策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