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容的在场或表达不与其他的可理解的显现为伍。人的作为无一例外地有某种意义，但人的存在随即就从这些作为中脱身出来并以它们来推测自己，人的存在同样将自身交给了“作为”这个连词。劳动是对别人具有意义的作品，他人可以获得这一劳动——这反映在钱的交易上——而言语却使我得以目睹我的显现，它既不可代替又醒悟着，存在于劳动和言语之间的鸿沟因此是深刻的。但这是一种由醒悟的在场所张开的鸿沟，它从不脱离表达。这种醒悟的在场不是意志的作为，它从意志的行为中脱身并承担起自己的命运，它产生了对他本不愿意的“一堆东西”的意愿。其实，这些作品的荒谬所涉及的不是形成这些作品之思想的过失；它涉及的是这种思想随即陷入其中的匿名，是引起这一本质匿名的工人的误解。让克列维奇有理由认为，劳动不属于表达。[1]在获得劳动成果的同时，我将生产它的邻人驱逐出神圣领域。只有在表达中，人才能真正是独特的和不可概括的，因为在表达中，他能够向自身的显现“伸出援手”。
在政治生活中，人类畅通无阻地以自己的作为来理解自身。这是一种可彼此互换之人的和有来有往的人性。这种越俎代庖式的代替是不尊重的根源，它使剥削本身成为可能。在历史——国家的历史——内，人的存在显现为他的所作所为的总和——活着，他成了他自己的遗产。正义的本质就是使表达重新成为可能，在表达的非相互性内，人表现为独一无二者。正义是一种言谈性的权利。这可能就是宗教得以开放自身的天地。它远离哲学并不必然地投身政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