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兵力16个团3万多人，并且是进入新区，根据地尚未建立起来。因此，无后方依托，而且长期避战退却，又受博古、李德单纯防御路线的另一极端的影响，存在拼命主义；并且还存在着对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危险”的情绪。因而，红军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灵活机动性不大。
基于这种形势，党中央和军委，对红一方面军面临的严峻危险环境，进行了分析比较之后，认为，中央红军是处在两江之间，回旋地区有限，且在敌军重兵包围之中，对红军相当不利：又根据四方面军提供的情报，说四川军阀内部之间矛盾重重，政治条件较好，并且四方面军在川陕边建立了根据地，四川的经济条件也比贵州富裕；而且中央红军东出湘西、西出云南或向南，都是对红军不利且不可能，只有北出四川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一是可以在政治上利用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二是在军事上能得到四方面军的配合；三是在经济上红军可得到生活保障；四是在地域上是一个背靠西康空无敌人的有利的区域。红一方面军到四川西部创建根据地，可以使红军得到大发展，进而河北出陕甘，东指豫鄂，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基于此认识，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渡赤水、过长江、北上川西，“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