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年底，他终于把十卷文稿理顺了，也差不多补齐了。但交到出版社后，他依然不放心，便又在今年春节期间修补一番，重新提交一遍电子版。大概只是到那时候，他才算是松了口气，也了却了自己平生最大的一桩心事。
我把童老师文集的成型过程简要描述如上，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尽管昆德拉说过，现在已是一个写作癖正在流行，满大街都是作家的时代，但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一辈子能够写出四五百万文字著作文章，又能把它们在生前出成文集的情况还不太多见。童老师看重这十卷本文集，那固然是他一辈子思考的结晶，但又何尝不是一个学者毕生追求的东西？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如今，把文章上升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或许已显得迂腐，但“不朽之盛事”却很可能还是许多舞文弄墨者绕不过去的一个情结。因为谁都知道，在生命终止之处，文字可以再度出发，那是生命的延续，也是薪尽火传的主要通道。我听说圈内一位正值盛年的学人身患绝症，当他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我也刚刚参加了“庆祝聂石樵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聂先生的夫人邓魁英老师在会上披露，当十二卷《聂石樵文集》的样书送来后，聂老一晚上不断摩挲，连说真好真好。这幅画面令人动容，也许它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一套文集在学者心目中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