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宝琼于1996年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发生了三种不同的乡村教育运动。一是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平民教育实验；二是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三是陶行知在各省农村推行的教育改革。这三个人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各有其独到见解。蔡宝琼认为，晏阳初、梁漱溟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资助，陶行知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和合作。晏阳初从小信奉基督教，深信农村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无知和社会混乱，他把中国的“社会病”概括为“愚、穷、弱、私”。他相信教育能够扫盲、攻愚，提高生产技能，丰富卫生健康知识，使农民团结起来，建立自给自足、秩序井然的和谐社区。晏阳初对乡村问题的界定以及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体现了文化化约论和教育万能论。因此，他日后成为共产党方面教育工作者猛烈批判的对象，被谴责为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对中国农村存在的剥削关系视而不见。与晏阳初相比，梁漱溟的计划更加系统。他认为乡村问题既包括旧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也包括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因此，他要恢复传统的乡绅政治，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两人的计划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蔡宝琼认为，陶行知彻底贯彻五四“到群众中去”的精神和信念，这也正是共产党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感兴趣的一点。与前面两人不同，陶行知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城乡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认为乡村问题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城市不仅将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还带走了乡村中的人力和物力。解决方法在于通过基于农村的教育运动，把解决人民实际生活问题作为首要的任务，从而使人才回流。陶行知对劳动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农民打成一片正是他在性情和工作作风上有别于前面两人的地方。晏阳初、梁漱溟强调的是与农民相对立的少数精英们的有效领导，陶行知则是全心全意向农民学习，帮助他们挖掘自己的潜力，解决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